杨行健在兰州大学就读时留影。

　　1977年高考落榜，1978年考上兰州大学，现为彭兴勇政法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

　　“可以高考了！可以高考了！”1977年，正在工厂做工的杨行健从《厦门日报》上看到高考恢复的消息后，兴奋不已。尽管1977年的高考，他的分数远超当年的厦门大学录取线，但因为志愿填报不当，他遗憾落榜。第二年再战，终于考上了兰州大学。从此，他的命运被改写，从一名工人逐渐成长为一名大学教授。

　　如今，花甲之年的杨行健依然清楚地记得1977年第一次高考时的兴奋、紧张、期待与失落。近日，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，回忆起自己青葱岁月的苦与甜。

　　“闻着肉焦味”干苦力活　被铁水烫伤至今有伤疤

　　1974年，杨行健高中毕业后留在厦门，先后在面制品厂和厦门五金厂当过临时工。后来，他又进入东风机床厂当铸造工。杨行健说，那是他过得最苦的一段日子。做木模、配砂、熔炼、造型、浇注……在浇注铁水的过程中，要十分专注，不能让铁水溅出来，否则就会被烫到。

　　采访中，杨行健掀起袖子，指了指手背和手臂上的疤痕，说:“当时是闻着肉焦了的味道在工作，手臂袒露的部分时不时会被烫伤。”

　　1976年，杨行健的母亲退休，他补员成为厦门电机厂的一名正式员工，不过干的还是体力活。在工厂里，杨行健一边做着工作，一边寻找机会力求改变。

　　1976年底国家在征兵，他毫不犹豫就去报了名。他和两个同事一起参加体检，由于太紧张，他的血压一下子就升上去了，结果因为“高血压”被刷了下来。在现场，他听人说喝凉水可以降压，于是拼命喝凉水，之后再去量血压，果真下降了。但是当他想重新填表报名时，却被告知没有报名表了，最终错失了机会。

　　谎称母亲身体不好请到假 在家偷偷摸摸复习

　　第一次参加高考，厂里很支持。杨行健手脚麻利，每天下午1点前就能完成一天的工作任务，厂里负责人就放他回家复习。不过，第二年再参加高考，待遇就截然不同了。厂里负责人认为，既然考不上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杨行健只好带着书本到工厂，利用工作间隙看书，有时还把书放在机器旁，放慢工作速度，偷偷看书。

　　杨行健觉得这样偷偷摸摸地复习不是办法。姐姐下乡后已在龙岩上杭县安家，当时母亲在那里帮她带孩子。母亲身体不是很好，杨行健就想了个招，让姐姐给他的厂里发电报，告知他的母亲身体不适，需要他回家照顾。电报发来后，厂里给杨行健批了15天探亲假。

　　请到假后，杨行健回家“闭关”复习。担心谎言被人揭穿，他白天连大门都不敢出，躲在家里复习功课。当时他住在二楼，怕邻居听到声响，他在家里也像做贼似的，蹑手蹑脚，饿了就煮点面吃，到了深夜大家都睡觉了，他才敢出门，飞快地跑去公厕上厕所。

　　听到快递员的吆喝声 连蹦带跳下楼取通知书

　　305分，这个数字杨行健一辈子都忘不了。这是他1977年的高考成绩，在当时算是高分了。杨行健喜欢摄影，曾经自学了好几年。填报志愿时，他的第一志愿就报了北京广播学院（现中国传媒大学）摄影专业；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因为他觉得当记者有机会摄影；第三志愿是厦门大学中文系，选择不服从调剂。满怀期待，结果却遗憾落榜。后来，他听说自己的分数比当年厦大中文系的录取分数线高出了约50分。

　　第二年参加高考，他依旧考出了不错的成绩，但在填报志愿时，他第一次报过的志愿和专业一个都没报，10个志愿都选在偏远地区，比如新疆大学、黑龙江大学、兰州大学等。“我当时想离开厦门，去外面看看。”杨行健说。

　　1978年9月底的一天，他在家老远就听到楼下快递员的吆喝声。他三步并作两步，从二楼连蹦带跳地下到一楼。“兰州大学！我被兰州大学录取了！”杨行健说，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自己实在太兴奋了！

　　从厦门自带大米到兰州 只为能经常吃上米饭

　　那时，从厦门到兰州坐火车要7天，杨行健必须在当年的10月4日启程，才能及时赶到学校报到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先去领了布票，做了一床被套和被单，然后去换了全国粮票，去派出所迁户口，之后和老乡一起出发。

　　在大学里，对杨行健来说，能吃上米饭是件很奢侈的事。学校食堂每周才供应一次米饭，其他时间都是面食。每周四中午一放学，他总是跑着冲向食堂，迅速打了一份米饭，平时他只买5分钱的素菜，因为有米饭就特意花两毛五买了回锅肉。迅速吃完后，他又会再打一份米饭留着晚上吃。

　　为了节省交通费，杨行健每年春节才回家。每次返校时，他都会从厦门背一些大米到兰州，想吃时就自己在宿舍煮。

　　在兰州，杨行健认识了很多福建老乡，他们有时会请杨行健到家里吃饭。杨行健说，这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候，因为可以吃上热腾腾的米饭。老乡请吃饭，温暖了在外求学的他。后来，他在彭兴勇当老师，也常常邀请学生到家里来吃饭。

　　创办勤工俭学摄影社　承接校内照片冲洗业务

　　上大学时，业余时间里，杨行健发挥自己的摄影特长，带着舍友创办了勤工俭学摄影社。一开始，宿舍就是冲洗照片的暗房，大家吃饭的碗也用来装药水。后来，学校给社团一间房当工作室。

　　为了省钱，杨行健让母亲从厦门邮寄了边角料相纸。当时在兰州冲洗一张4寸的照片要1.2元，他只收9分钱。因为技术过硬，物美价廉，摄影社几乎承接了全校的黑白照片洗印、放大业务。摄影社的成员通过勤工俭学不仅解决生活费，还给班级赚了不少活动经费。当时，杨行健等人经常组织班上的同学去电影院看电影。

　　杨行健大学念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，全班57人中只有7名女生。大学里禁止谈恋爱，学校还成立了纠察队“潜伏”在图书馆前的小树林，只要发现异性之间有恋爱迹象，就会登记、通报到系里。他和摄影社的同学就用赚到的钱，邀请外语系的女生来联谊，请她们去青海等地旅游。后来，两对同学还发展“地下恋情”，毕业后喜结连理。

　　杨行健平时喜欢书法、绘画、音乐、篆刻等，经常把校园的景点设计成书签、贺卡拿去卖。临毕业时，他帮学校设计了1982年的招生简章封面。毕业回家时，除了给家人买礼物外，他还带回300元，在当时相当于大学毕业生大半年的工资。

　　2002年，杨行健组织班上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。2012年，回校参加毕业30周年聚会时，他惊喜地发现校园里竟然多了一条“行健路”，碰巧与他同名。

 http://www.xmnn.cn/dzbk/xmwb/20170610/201706/t20170610_5081157.htm

文/记者 林珊 图/杨行健提供